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当政的，总要强迫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诸如春秋时齐国臣子崔杼弑君后连杀三位秉笔直书的史官，明代燕王朱棣篡政后将侄儿惠帝在位四年中已经完成的《明太祖实录》和建文四年来的政治文字全部烧毁，又如清代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一万三千六百卷。长期在历史教科书、史学论文中丑化蒋介石的人格，指他“消极抗战，对日妥协”等等，亦可作如是观。

大陆史家为蒋公辨诬

　　所幸，近年来大陆史学界中有识之士在“再现历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聋发聩的创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拨乱反正的佼佼者。他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本刊函电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发觉，在大陆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为了正确地阐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他穷源溯底，探奥索幽，大致已作出以下七项建树：

　　（一）毛泽东指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然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引述了一九二五年广州沙基惨案后，蒋介石日记中书写的仇英标语总计近百条，诸如“英夷不灭非男儿”“汉有三户，灭英必汉”等。国民党发动省港大罢工使香港沦为死港后，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港英当局得英庭授权，决定提供一千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欲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

　　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愿接受英国条件，但蒋公坚决拒绝。同年一月七日，蒋会见美国记者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可见蒋之反对帝国主义并非只是一时热情。整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日记一概称日本政府为“倭奴”“倭夷”；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特务牛兰夫妇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一年后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透过宋庆龄向蒋介石建议，以遣返被史达林扣留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云“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交换亲儿……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区区嗣胤，不是撄吾怀也”，显示了他坚决反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试问今日大陆高官，谁肯为)B扞$)A卫国家利益而牺牲亲儿？

　　（二）几乎所有的大陆教科书都称蒋公“消极抗日，积极□□”，但杨天石在《芦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一文中援引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杨教授认定“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杨氏又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蒋公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作者认为这一切表明蒋公“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李宗仁允诺以东北主权换取日阀援粤

　　（三）一向认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与退让为特征”。但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实证明，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公正乘舰自南京赴江西剿共途中。他在九月十九日日记云“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十日日记云：“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九月廿四日，国联屈从日本淫威，建议中日直接交涉，蒋公廿五日日记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嚣张，决以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十月十一日，英国施压要中国勿坚持以日方撤兵为交涉之条件，蒋公日记云：“余决心即定，不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一九三一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企图在粤方分裂政府并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对此，蒋公一直认为，日本出兵东三省，源于粤方卖国。十月二日蒋公日记所云“国事危急至此，对国内与中央肆行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全无心肝矣！”即指此事。廿三日日记云：“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纵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卅日日记云：“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卫、孙科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九一八之后各地学生成千上万涌入南京请愿，甚至捣毁外交部，殴伤蔡元培等官员，蒋公十一月廿五日日记云“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蛊惑，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胡逆汉民，其亡国之妖孽乎？”他耐心对各地学生讲话，解释政府的抗日决心，累计二万余人，幸未发生事故。廿七日日记云：“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发动，胡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学生态度日趋激烈后，十二月四日蒋日记云：“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次日，北大学生在南京殴辱军警，“乃即拘捕百余人，惟禁止军警开枪”，这是蒋公的仁政，与段祺瑞的三一八惨案实有天壤之差。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卅日蒋公在《告全国将士书》中号召全军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同年十二月，他致电张学良云：“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存”。翌年一月，他派兵入热河“决与之一战”。三月四日，承德失守后，又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十三日对胡适说，国军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为生存而退却”。作者引用了吴稚辉的话，“民廿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惟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作者指出，蒋公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作战”，要求“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这些同“消极抗日”委实沾不上边。

对日谈判是为了延缓日军攻势

　　（四）在整个抗战十四年间，国府同日方签订过《塘沽协定》，日本也出动了孙中山的友人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来华推动“和平谈判”，还有“宋子良”同今井武夫在港、澳的磋商，日海军津田静枝中将、日本财阀船津广一郎与胡鄂公在上海谈判、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喜多诚一中将与国府前外交部常务次长樊光在沪谈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樊光会谈、日军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与胡鄂公会晤、侵华日军首脑板垣的代表与孔祥熙亲信贾存德在沪会谈、日本外相松岗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桐工作”乃至所谓“姜豪路线”等等，使人眼花缭乱。杨天石认为：（１）蒋公的和平努力是一种策略手段，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作好应战准备的目的。（２）积蓄力量，侍机反攻，同苟且偷安是截然不同的。对日妥协是一种暂时的“雌伏”，以忍受暂时的退却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这和献媚外敌、屈辱投降并不相同。（３）对日谅解、和缓有以夷制夷的功能。期望日俄双方火拼，让中国免于战祸。历史证明，蒋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打中了日寇的痛处。（４）和谈是为了延缓日军进攻、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谈判桌上何尝不是如此。（５）这些谈判，不是如人们所理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和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６）借谈判探究日本真相，虚以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反战之势力，且破坏日本组织统一的伪政府。

　　不过，从杨天石的著作，人们可以知悉，蒋公身边的确有些大员忙于对日妥协。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孔祥熙的代表宋霭龄、贾存德与日本人萱野反复会见，旨在解散国民政府、逼蒋公下台。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转交日本的讲和条件时，孔祥熙就力主接受。孔出任行政院长后，仍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危急时，孔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力主对日妥协。近卫内阁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后，十二月九日在黄山官邸议事，蒋公主张坚持抗战，但孔祥熙却表示要考虑和议，并以敌将攻黔为可能，甚至一度要求邀罗斯福总统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公恼怒。这一切证明，近年有人长篇大论为孔祥熙涂脂抹粉，是歪曲史实之举。

卅年代“抗日”反蒋兵变均系联日反蒋

　　（五）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公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背后都由胡汉民操纵。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前台有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古应芬、陈友仁、白崇禧、唐绍仪、邹鲁、邓泽如、肖佛成，后台执鹅毛扇的则系胡汉民。九一八后，胡汉民等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但仍留居香港，成为西南方面的精神领袖，使宁粤对立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六年，长达五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公下野，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一二八后，孙科密电胡汉民，预计南京政府将会崩溃，建议胡在南方建立“相当组织”，以取代南京政府。自一九三二年起，胡汉民陆续派出使者会见刘湘、邓锡候、田颂尧等，组织西南反蒋联盟。三月，冯玉祥密函胡汉民，要求闽、赣、湘、鄂等省联合举兵。九月，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胡汉民函陈嘉佑、程潜云、以贤初（蔡延锴）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五月廿六日冯玉祥、方振武起兵反叛中央，卅一日胡汉民向冯拨款，密电指示冯“先就北平擒拿何应钦、黄郛，即行讨蒋以抗日。“接着，胡汉民派肖佛成游说南天王陈济棠，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你个人地位”。胡死后四个多月，陈济棠起兵叛变中央，即系肖所曰“大觉悟”的后果。冯玉祥兵败后，冯部吉鸿昌、方振武公开揭起反蒋旗帜，进攻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在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弟李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三十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迳，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此外，张学良游历欧洲回国途中，胡汉民在香港约晤，动员张加入反蒋行列，张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溥衍，免其猜忌”，可见张学良是个投机游移份子，他晚年对唐德刚其人盛赞胡汉民，话出有因。只因蒋公迅速任命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他才暂时搁置了叛乱的念头。从哈佛所藏胡汉民函件中可知，那段时间胡汉民与阎锡山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和杨虎城也早有联系。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胡汉民致电孙殿英，指示孙“巩固宁夏，进关甘肃”，即会同□□、杨虎城西北军摧毁回军；胡汉民又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借廿万元给孙，然杨虎城起兵前孙殿英已兵败下野。方振武失败后，胡汉民又派熊克武去天津活动，准备设立“北方军事委员会”。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胡即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作为反抗中央的舆论机关，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胡汉民决定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时，仍然密告坚决反蒋的西南派何世祯等人：“必须掀起更大的风潮，形成分裂、对抗、乃有效果”。以上种种阴谋活动表明，胡汉民绝对不是“相当正派”的政治人物，这就无怪乎蒋公日记上屡次出现“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其也”“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破坏党国、阻碍革命”等强烈憎恶的词句。胡汉民策动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连绵不绝的战事，导致内耗严重，于是日寇乘虚入侵。他切齿痛恨蒋公，是因为胡适、罗隆基等教授掀起人权运动，要求迅速制订宪法，蒋公鉴于中原大战双方伤亡四十余万，疮痍满目，痛定思痛、乃决心还政于民、赦免军事、政治犯，制订约法，废除指定与国选民代制度，然而胡汉民竭力反对制宪，认为孙中山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致使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不欢而散。胡汉民以立法院长身份公开诽谤行政院，还在重要法案审议过程中多方阻挠与刁难，以致某些要案有搁置一年而不得通过者。杨教授认为蒋公前述举措“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而胡汉民则“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却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独裁”，可谓鞭辟入裹，入木三分。

胡汉民是地方军阀反叛的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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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有兴，秋月无边，亏我思家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